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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稼祥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,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。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,获学士学位,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,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。长期从事经济、政治、国际政治、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,在政界、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。主要作品有:《邓小平:思想与实践(1988年)》、《股份化:进一步改革的思路(1985年)》、《新权威主义述评(1989年)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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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次阵痛:民族问题,抑或民主问题?  

2009-07-20 10:51:00|  分类: 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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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次阵痛:民族问题,抑或民主问题?

 

在人类历史,民族历史,以及个人历史上,总有些日子很光荣,像勋章一样,悬挂在每年发行的年历上,印刷的,或手写的;还有些日子很受伤,像伤痕,刻在历史的树干上,或隐藏在历史的骨骼里,每遇刮风下雨,就会隐隐作痛。当然还有些日子很幸福,也有些日子很痛苦。对于每个海内外的中国人(当然包括藏族人和维族人)来说,3-14,7-05,与鲜花美酒无关,那是两个让人心痛的日子,一股戾气冲出地狱之门,携带着死神和毁灭之神,所到之处,花木摧折,玉石俱焚,被打碎被烧焦被砍断的,不只是汽车,商店和肢体,还有许多生活计划和人生美梦。这两个日子没有让任何人受益,只让所有人受损,切身的,或心理的。

这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悲剧,但悲剧对于人类的进化并非毫无意义。悲剧像历史路标一样,把未来指向远离自己的地方。曾经泡在血海里的欧洲各民族,如今在议会里一边抽雪茄喝咖啡,一边高谈阔论;而曾经和睦相处的中国的某些民族,反而跑上街头,手里拿的不是雪茄,而是凶器。从这里能悟出点什么东西呢?我所能想到的,就是民族不是当代世界不可解决的政治难题,有民族问题的地方,通常都是个治理问题。从民族角度看,治理有三种情况:一是一个民族多个治理体(完全自治的治理体就是国家),二是一个民族一个治理体,三是多个民族一个治理体。

如此叙述可能不太好懂,不如打个比方。我们把治理体或国家比作装汤圆的碗,把民族比作装在碗里的汤圆。如果碗小汤圆大,一只碗就装不下一个汤圆,结果,一个汤圆就被切成若干小块,被分别装在好几只碗里,这些“碗”,在中国先秦被称作“国”,在古希腊被称作“城邦”(这种状态可以称为“一族多国”)。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进入民族国家时期,差不多是一只碗装一个汤圆,也就是说,一个国家治理一个民族,是“一族一国”。中国的秦帝国以及后来处于统一状态的各个皇朝,西方的罗马帝国,欧亚大陆上的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,还有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,碗都非常大,每只碗里都装了许多汤圆,也就是说,每个国家都治理了好多民族,这是“多族一国”。

治理有两种基本状态,一种是民主治理,另一种是非民主治理。从历史情况看,民主治理比非民主治理更有利于多民族和谐平等相处,更少引发冲突甚至战争;更可能用选票而不是用枪炮解决冲突,更愿意在议会里唇枪舌剑,而不是在街头上剑拔弩张;它更像一座花园,而不是一个铸造车间,不管怎么说,花园比车间肯定更有利于保存各共处民族的文化特性,因为,民主治理崇尚多元,非民主治理强调一元。

遗憾的是,民主治理像景德镇的清花小瓷碗一样,是政治制度安排中的奢侈品,它不仅难做,而且易碎,并且,还有一个从“小碗”到“大碗”的渐进制作过程。它一开始只适合治理一个几万人的小政治体,规模大小取决于公民大会广场能否装得下所有公民,比如雅典,超出这个规模,碗就碎了,无法治理。就因为这个缘故,古希腊城邦被亚历山大的铁蹄踏破后,1000多年没有民主的消息。这是民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,“小碗民主”阶段,或者叫做“一族多国”民主阶段,如果你懂些民主理论,自然知道它就是“直接民主”“或“广场民主”阶段,亚里士多德,孟德斯鸠,卢梭和马克思,实际上都是“直接民主”的崇尚者。

不过,人类政治体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小碗阶段,“小碗”既不稳定,也没有力量,在古希腊治理结构遭遇到自身不可克服的危机之后,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一下从小碗跳到了比大碗还大的碗——“海碗”,人类远没有发明治理海碗的民主技术,因此,在专制和战争中徘徊了十几个世纪后,英国人率先发明了超越广场民主的“代议制民主”,这种“中碗民主”技术可以治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中等规模民族国家,但到了独立后的美国,遇到了新的挑战,美国规模超大,民族众多,即使实行代议制,也有个中央与地方主权分享问题,特别是民族自决与主权统一兼顾的问题,简单的代议制,甚至比例代表制,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因此,美国人移植了在欧洲瑞士和荷兰培育起来的联邦制民主技术,把民主治理应用于人类从未尝试过的巨大规模和一国多族,从此人类便进入了了“海碗民主”阶段,也就是联邦制民主阶段。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,傲慢的欧洲人才想到要拜自己的学生为师,运用联邦制民主技术来重新整合欧洲,于是有了欧盟。

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,但政治改革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比经济改革要大得多,它要求我们同时制作民主治理的小、中、大三种样式。从消极的方面看,我们社会频发的群体事件,从6-28瓮安事件,到6-19石首事件,从3-14拉萨事件,到7-05乌鲁木齐事件,是治理方式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变革现状的结果;从积极的方面看,这些事件又是新的治理结构行将临盆的阵痛。我们是做它的助产士,还是做它的堕胎医生,取决于我们爱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所有民族的深度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9年7月20日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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