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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稼祥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,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。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,获学士学位,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,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。长期从事经济、政治、国际政治、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,在政界、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。主要作品有:《邓小平:思想与实践(1988年)》、《股份化:进一步改革的思路(1985年)》、《新权威主义述评(1989年)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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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意识形态沉默,让生产力说话  

2013-03-05 10:12:00|  分类: 老路,要说,社会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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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意识形态沉默,让生产力说话


——有关改革“方法论”的对话(下)


吴稼祥 《 中国青年报 》( 2013年03月05日   06 版)

    有些靠唾沫吃饭的人,一说“不争论”就义愤填膺。在去年的“改革 共识论坛”上,有人要追究“不争论”倡导者的责任,说它让国民思维能力退化。也有人讨厌“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”这句话,说不分是非。其实,假如我们一直纠 缠于本本上的意识形态争论,我们至今不会有改革,只有大批判。

    假如现在还争论“单干”会怎样?

    我是北大经济系七七级的,1980年做学年论文,回安徽老家做农村调查,沿途看见安徽与江苏边界上旗帜飞扬。那些在江苏地界上的旗帜上面写满标语,主要内容是“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!”

    为什么要抵制安徽单干风?不是农民要抵制,是管农民的人要抵制。农民就像水一样,被“三面红旗”的抽水机抽到“人民公社”的山顶上,日日夜 夜都想着往山下的单干田里流。不流,就会被蒸发,饥寒交迫,不好活命。这样的悲惨故事多如牛毛,只说一个,当年一领导到山村视察农户,一老农出来接待。 “只有你一个人?”领导问。“俺全家5口。”老农答。“为什么没见?”“俺全家只有一条裤子,俺穿了,他们光腚,都躺在炕上。”

    反对单干的人,当然不会全家只有一条裤子,他们认为单干不是社会主义,宁可要“社会主义”的光腚,也不要农民有裤子。假如现在还在争论要不要单干,估计那户农民全家及其后代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好像工商业雇工数量也有过类似争论?

    是啊。似乎有一本很牛的书上说,有雇工7到8个,是个体户,超过这个数,就是资本家了。如果一直停留在只有7到8个雇工的个体户阶段,中国 现在会是什么局面?如果必须把超过8个雇工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争论清楚,才决定允不允许民营企业家扩大生产、增加雇工,估计这项政策到现在也制定不出 来。

    工厂雇工数量的争论,让我想起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针尖上天使数量的争论。到底针尖上可以站立多少天使?哲学家们绞尽了不少脑汁,有说可 站3600个的,有说可站36000个的。这些哲学家不问一问,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,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系吗?有关系的,只是教会。针尖上站的天使越多,上 帝和教会的威力就越大,教会要发的赎罪券就越多,价格也越高。

    不过,工厂雇工数量却与老百姓关系极大,多雇些,就业会增加,经济会发展。

    这些争论与意识形态有关吗?

    有。意识形态本来要适应生产关系,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。不过意识形态一旦形成,就有惯性。像个辔头一样,要套住生活的骏马。自己不想适应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,反而要后两者适应自己。意识形态有一个本事,就是以正统自居,把自己说成“是”,与自己不同的,都定为“非”。如果只在意识形态问题上 争论,争论一万年,也不会有结果。而且为现行意识形态服务的权力机关,也会加入争论,当然,它们更愿意用审判的方式与你“争论”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,干 的就是这种活。

    不争论,就是暂时让意识形态闭嘴,让生产力说话。发展生产力,是实干,不是空谈。

    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偏好问题,不是是非问题吗?

    当然可以。欧洲哲学史上有个著名的“奥卡姆剃刀原理”,针对经院哲学家们无休止地争论“共相”、“本质”之类无用的东西,英国哲学家奥卡姆 提出,“如无必要,勿增实体”。对这个原理最通俗的解释,来自斯蒂芬·霍金,即“将理论中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”,像割阑尾一样。

    邓小平提倡的“不争论”原则,也是一把剃刀,它的原理是:“如无必要,勿争是非”。意思是将改革前和改革中说不清楚的意识形态是非统统搁 置。不争论,是不争意识形态是非。实际上,意识形态争论与个人偏好有关系,与是非没有多少关系。要说是非,就是它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。一旦涉及到生产力, 就没有必要争论,做了才知道。如果因为偏好争论,你喜欢蛋炒饭,我喜欢乌冬面,能争论出结果吗?只能瞎耽误工夫,黄花菜都凉了。

    个人偏好,是价值判断;客观是非,是事实判断。争论解决不了事实判断问题。

    为什么我们赞扬第一个吃螃蟹的,而不是第一个说螃蟹的人?你不吃,就不知道螃蟹是不是可食的动物,不解剖,也不知道螃蟹是不是腔肠动物。一个事物,只有通过它能做什么,来确定它是什么。

    显然,“社会主义”和改革一样,都不是预先设定的东西,而是通过其实践的结果来判断的东西。因此,做优先于说,你做不出来的东西,即使说出来了,也没有意义。

    如何判断改革的是非呢?

    改革的是非,其实就是利弊,改革就是兴利除弊。什么是“利”?邓小平有个回答: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,有利于综合国力增强,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毋庸讳言,这三“利”,基本上都是物质生活层面上的好处,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:国家富强,国民富足。

    世界上的事情,很少有利无害的,改革也是如此。中国的改革是从破除极端平等主义——平均主义开始的,这表明,先迈的那条腿是“效率”。

    但是,效率并非一切,一个良好社会,还要兼顾公平。因此可以说,中国改革的最大利益和可能的弊端,都与这种“效率优先”型改革有关:利是国家开始富强,国民开始富足;弊是两极分化,权钱交易,人心不稳。这是公平这条腿滞后的结果。

    说中国改革失败了,是睁着眼睛说瞎话;说中国模式世界最牛,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针对目前的病症——公平滞后,启动公平-权利主导型改革, 就是当务之急。最近,我似乎看到公平-权利的左腿有迈动的迹象:反腐败标本兼治,不仅打苍蝇老虎,还意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;劳教制度列入强拆名单;户 籍制度的栅栏开始松动……所有这些,都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平等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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